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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物流中心】英國種下惡果,卻拉中國一起陪葬,九一八盡顯資本主義國家的無情

2020-06-06  浩然文史

    綏靖(Appeasement)一詞,最早於1930年代被人們運用於政治上,由英國政治家艾登提出。起初這個詞具有褒義的色彩,是通過與德國、日本積極溝通來換取和平從而發展經濟的代名詞。    

    但隨着張伯倫等人的外交政策失敗後,人們將這個詞定義為不斷滿足敵人需求來換取短暫和平的貶義詞,這個用法一直延續到今天。為什麼二戰前英國對德、意、日的整軍備戰,甚至挑戰公約的行為置若罔聞,甚至助紂為虐?這種外交政策又對中國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二戰時英國首相張伯倫

    一、日落西山的日不落

    一戰的勝利並沒有使英國恢復榮光,反而將帝國拉入深淵。戰爭讓英國直接損失大概20億英鎊,大量青壯年勞動力也在戰爭中消耗殆盡。這導致英國經濟發展趨於停滯。

    更不幸的是,努力恢復經濟的英國在1929年又遭遇世界性經濟危機,稍有好轉的經濟再次陷入寒冬。1931年,英國放棄金本位制。第二年,由於產業衰敗,失業工人達到300萬人。經濟的持續衰退使得英國收縮了軍事領域的發展戰略。

    經濟危機

    1931年,,日本侵犯我國東北。1933年10月,德國宣佈退出國際聯盟,並不再遵守裁軍協定,國際局勢日益複雜,面對日德的軍事威脅,英國也確實有所反應。這一年,英國成立了國防需要委員會,用來評估各國軍事實力,由此提出新的軍備計劃。該委員會成立後,接連三次向內閣發出報告,要求增加軍費。

    可是當時的財務大臣張伯倫,大手一揮,就裁去了1/3的申請數額。更要命的是,錢撥下來了,具體操作時卻處處受掣肘。

    張伯倫

    當時英國內閣中將經濟實力視為第四軍種的呼聲很高,以國防協調大臣英斯基普為代表的官員認為:“英國的強大並非來自軍事,而是來自其工業生產,金融地位,以及各國對其產品的需求上。經濟才是保衞英國的重要實力。”所以政府在加強軍備的同時,還要顧慮民用的出口貿易與工業資產階級的利益。也是因為這樣,英國在軍備競賽中始終處於落後地位。

    二戰中的英國士兵

    1938年,英國軍費佔國民生產總值的8%,而德國的佔比已至20%。更直觀的數據是,二戰前德軍有陸軍105個師,英國陸軍只有32個,德國隨時可以參戰的飛機多達4000多架,而英國只有1660架。

    二戰中的英國坦克

    二、綁架民意國運的克萊夫登集團

    英國經濟軍事的疲軟和德國愈來愈強的軍事實力,讓一部分英國上層貴族名流和權力者的心態及政治觀念都發生了變化。

    一方面,他們對工人階級持有戒備之心,擔心一旦英德開戰,會使革命勢力奪取勝利,因此叫囂着“當下一場戰爭來臨時,歐洲文明就將被消滅”!

    另一方面,他們充滿失敗主義的消極思想,認為就算和法國結盟,也無法抗衡德意日三國同盟,所以主張防禦戰略,只求保護好英國本土和各個海洋貿易航線就行了。

    二戰前歐洲戰場形勢圖

    1939年,張伯倫甚至在議會中説:“我們的軍事準備龐大,但是它只是為了防守。”這些政見相同的人組成了一個親德反共、主張“和平”的政治集團。

    在白金漢郡的一個豪華莊園裏,阿斯特夫婦常邀請名流、政要來此舉辦政治沙龍,參與沙龍的成員有《泰晤士報》、《觀察家報》主編,保守黨成員和下院議員,甚至時任首相鮑爾温和下任首相張伯倫等,都是這裏的常客。

    1937年,這個團體被英國週報披露,人們稱其為“克萊夫登集團”。在沙龍中這些人大肆宣揚綏靖觀點,主動影響首相、外交大臣,甚至參與重要的政治決策,被人們稱為“第二外交部”。

    克萊夫登集團堅信英德友好交往才能保證世界的和平,認為德國是阻擋共產主義蔓延的重要助力。平日利用自己在報紙行業的優勢,發動輿論宣傳爭取民意,並活躍於英德高層之間,積極搭線牽橋,尋求談判的可能。

    克萊夫登莊園

    1935年,希特勒上台後開始積極擴軍。針對這一問題,克萊夫登集團成員洛西恩勳爵訪問德國,與希特勒、裏賓特洛甫等一眾政要會面。他表示英德共同的敵人只有蘇聯,只要英德可以達成一個10年期的和約,英國就可以默許德國擴軍。此次交談很融洽、很愉快。

    希特勒

    洛西恩回國後向首相鮑爾温闡述訪問的順利,並在《泰晤士報》上發聲呼籲廢除《凡爾賽條約》中對德不公的條款。這波操作讓希特勒等人在驚訝之餘,也樂見其成,通過綏靖派向英國釋放一些善意的信號,就能換來寶貴的發展時間,無疑是划算的。

    1936年3月7日,德國違反《洛迦諾公約》,派軍接管萊茵非武裝區。為應對英國方面的壓力,希特勒再次提出修訂和平協定的願望。克萊夫登集團又覺和平將至,就派人説服內閣,並在輿論上為德國開脱。洛西恩甚至公開表達:這一行動不過是德國人返回自己的後花園。

    1938年3月13日,德國與奧地利合併,此舉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譴責,可是克萊夫登分子們關注的重點,不是德國對其國家主權的侵犯,而是德國採取武力威脅作為手段是不光彩的,是無助於和平的。最終僅僅向德國大使適當地表示了抗議。

    克萊夫登集團一邊借宣傳工具操控民意,一邊溝通內閣大臣影響其決策,以犧牲其他國家的利益來維護虛假的和平,這種出賣也涉及到了中國。

    白金漢宮 英國內閣辦公室

    三、從九一八到布魯塞爾會議:英國對中

    國的出賣

    “綏靖”一詞雖然在30年代才出現,可綏靖思潮從一戰後就開始在大國外交思想中蔓延。綏靖外交政策下被犧牲的國家就有我們的中國。

    1931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企圖染指我國東北,日本深知此舉是對英國在遠東利益的損壞,也是對凡爾賽—華盛頓體系的挑戰,因此為逃脱國聯的追責,就在9月24日發佈了聲明,強調本次行動只是一場“自衞”。

    九一八事變

    事件發生後,英國作為國聯的重要成員國,並沒有對日本提出嚴厲的抗議,反而要求中日儘快和平談判,避免戰爭的發生。10月14日,英外交部官員告知施肇基,放棄讓英國介入牽制日本的幻想。此事中國只能與日本和平協商。

    施肇基(中)

    英國當然知道日本一邊打着和平的幌子,一邊準備下一步蠶食中國的計劃。但是中國的安危跟自己又有什麼關係呢?只要日軍的行動不涉及到京奉鐵路這一英國在東北最大的投資就行。

    京奉鐵路

    1937年7月,日軍全面侵華開始。國民政府派以顧維鈞為首的中國代表團在國際上尋求幫助。11月,在國聯的推動下,於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舉辦國際會議,商討中日問題。此時淞滬會戰已陷入尾聲,上海即將淪陷。布魯塞爾會議的成敗,對中國軍民抗戰士氣與戰場上敵我實力差,起着至關重要的影響。

    顧維鈞(左)

    可英國卻拒絕在會議上討論援助中國的問題,甚至連中國申請的武器援助也一併拒絕。美法等國之間也相互推脱責任,最終會議以失敗告終。會議的失敗直接使日本侵略者甩掉最後一絲顧慮,加快了對中國的侵略。而英國自己種下的惡果,也即將成熟。

    二戰中的英國

    文史君説

    英國的綏靖政策看似荒謬無知,可仔細想來,也在情理之中。當經濟下行,保守主義觀點佔據上風,輿論高地為政客把控的時候,國家不可避免地被大資產階級所綁架。這些人經歷過一戰後的衰退,20年代的經濟危機,已經受夠了“苦日子”,所以一心只想着維護和平,企圖用經濟的繁榮再現帝國的榮光。德國正是利用了這一心理,一步步麻痹英國,悄然積蓄力量,在接下來的搏鬥中將一戰的勝利者們一拳擊倒。

    參考文獻

    齊世榮主編:《綏靖研究》,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8年版。

    計秋楓、馮梁等:《英國文化與研究》,世界知識出版社 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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